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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发达国家运用产业政策时，更多通过产业的立法和政策协同。从产业经济学角度观察我国产业政策与立法的协同问题，有三个观点：第一，立法具有普适性、规范性。政策具有普遍性、指导性、灵活性。产业发展初期时候很多东西看不清楚，很多政策促进，放一放，看一看。发展成熟的时候，要规范，这时候产业立法可以跟进。到新发展阶段，我们的产业政策要有新的变化。

第二，目前总体上产业政策比较多，产业立法比较少。我们很多前沿产业尝试通过立法的方式促进产业发展。立法有两个重要方面：规制方面，规范发展限制方面；促进方面，目标更多是促进，不是把它管死。现在促进立法相对而言少了一些，特别是促进创新导向、研发方面的产业立法保障。

第三，在立法过程中，用到很多产业政策工具写法。这就弱化了法律规范性特点。比如，补贴问题、营商环境问题，有些是政府改革题中应有之意，没必要通过法律体现。

提几点建议：第一，立法和政策边界很重要。在很多新型领域，有些产业发展公共溢出效应很大，如果我们单纯看这个产业发展成不成功，这个产业政策支持有没有好的效果，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。公共溢出效应比较大的情况下，保证立法边界很重要。国外将基础性，带有安全性、战略性特点产业优先纳入立法范畴当中。

第二，不同产业生命周期阶段，立法重点不一样。初创期更多鼓励初创企业发展，发展期重点放在产业竞争上，用竞争促进产业发展，在退出时候保证有序地退出和整合。

第三，立法过程更多纳入相关主体。目前企业提出诉求最后写进法律、政策当中的不是特别多。

（余典范，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）